蘋果公司發布《2009年供貨商社會責任進展報告》,自曝其多家中國代工廠存在克扣員工加班費等問題。而對于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蘋果公司也干凈利落的發表聲明,要求所有的供應商以尊嚴和尊重對待每一位員工。
事實上,蘋果自曝家丑并非首次。僅就蘋果與富士康而言,早在2006年,蘋果就對富士康剝削勞工案進行了調查,雖然最終未發現富士康存在雇傭童工及強制加班的行為,但仍然對富士康員工居住環境惡劣等問題表達了不滿。而在此次發布的《2009年供貨商社會責任進展報告》中,蘋果則指出,2008年生產iPhone與iPod的83家中國代工廠有45家未支付員工加班費,23家工資低于當地最低工資。目前蘋果已要求中國代工廠調整措施,確保員工正當收入。
誰都知道這些中國代工廠背負著“血汗工廠”的罵名,姑且不論中國的地方政府為什么能夠容忍這些工廠的存在,卻由蘋果這個“外人”來替中國的工人申張正義?表面看來,是因為CEO喬布斯是一位有責任心的企業家,蘋果是一家有著嚴格社會責任標準的知名公司,它當然絕對不會容忍任何一家代工廠損害蘋果的聲譽和利益,從而間接保護了中國工人。
如果遵循這樣的邏輯,那么我們應對問題的解決之道就是呼吁中國企業應該具備社會責任感。是的,當代市場競爭的游戲規則確實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已經由注重產品質量(ISO9000產品質量認證系列)到注重環境質量(ISO14000環境質量認證系列)再到現在強調生活質量(SA8000企業社會責任標準認證系列)的發展階段。任何一家中國企業要想融入跨國公司全球供應鏈、參與全球市場競爭并分享全球化的紅利,某種意義上,同時具備這三種認證是最基本的門檻條件和敲門磚。因此,長遠來看,呼吁中國企業具備普遍的社會責任感和建立全面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確實能夠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但問題的癥結在于,為什么是蘋果這樣的跨國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凌駕于中國企業之上,而不是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標準去指導蘋果,哪怕是富士康這樣的世界500強也概莫能外?
最為關鍵的原因是,憑借品牌和技術的優勢,蘋果這樣的跨國公司具備了在全球范圍內的要素整合能力。而產品內分工這種新型國際分工方式的發展,則是蘋果實現其要素整合能力的有效途徑。產品內分工的產生和發展本質上是跨國公司利用全球規模經濟,在多國或多區域實行高度專業化分工,協調形成一體化國際生產,最大限度追求全球資源整合效率的結果。
其主要表現形式是,將全球價值鏈的各個環節(設計、開發、制造、物流、營銷、銷售、售后服務等)打碎分解開來,根據各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在空間上分散分布在不同國家,從而形成以產品內分工為主要形態的全球分工網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處在一個碎裂的世界)。而在這個網絡中,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由于其自身的要素稟賦結構的限制,盡管也在這種分工中獲取了一定的財富效應,但卻始終處于分工的外圍,對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具有較強的依附性。更為糟糕的是,由于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往往在整個分工網絡中承擔加工組裝和制造的角色,不僅獲取的利益有限,而且最終會被鎖定在落后的狀態。
一個經典的案例是蘋果第五代iPod的分工網絡和價值分割體系:蘋果第五代iPod產品總價值299美元,共有451個部件,其主要分工網絡和價值分割體系包括銷售、資源整合、硬盤制造、顯示器模塊、芯片、存儲器、組裝等眾多區段。其中,組裝在中國完成,中國得到近4美元,而蘋果不生產它卻得到了80美元,超過了其他整個價值鏈的總和。
因此,蘋果的iPod和iPhone都是世界性的產品,它們價值最大的部分就是設計和概念,這是至關重要的,而放到哪生產卻是無關緊要的。也正是因為如此,蘋果就可以隨意的對它的代工廠指手畫腳,即便是自曝家丑也無關痛癢。
反觀絕大部分中國企業,競爭力來源除了勞動力還是勞動力。難道它們不希望創造世界級的品牌和支配世界的技術創新?但可悲的是,我們沒有好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政府也往往給企業施加過高的就業壓力。那還創新干嗎?找幾個廉價的打工妹打工仔就解決問題了,還能贏得政府的贊許,何樂而不為?